第一个角就是实行自由市场经济体制，这个地方是什么样的市场经济呢？第一在所有制方面我个人觉得它是一个混合型所有制的架构，就说这里面既有国有的所有制，也有私人的，比如土地，发展中国家最重要的是土地问题。

但是，根据国家审计署公布的报告，截至2010年底，除54个县级政府没有政府性债务外，全国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共计107174.91亿元。对于这样一项涉及众多百姓的税制，恐怕不是短期内能够出台的，因此用开征房产税来弥补减收的土地出让金，怕是有些远水解不了近渴。

据人民网的统计，截至11月15日，北京住宅类土地成交额……同比下降超过60%。这样看来，成为征税对象的房产只是全部住房中的一小部分。而2010年地方各级财政收入为40610亿元。土地出让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如此高，随着房价下降，地方财政收入必然会随之下降，地方财政必然会遭遇支付困难。由全部住房中的一小部分来弥补减少的土地出让金，税率之高，可能会出乎我们的想象。

因此，依靠开征房产税来补偿减少的土地出让金，几乎不太可能。在广州，流标率更高，达到84%。对于西方来说，债务危机不一定意味着物质财富绝对匮乏，甚至还有的人认为，他们根本没危机。

超过10万亿的财政收入，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可能会对土地财政依赖有所减少。这并非这项措施有合理性与合法性的辩护，而是从现实角度考虑来说，是如此的近年来，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我国地方金融在国家战略指引下，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找不准自我定位，将在混乱中付出沉重的代价，其中最大的代价是错失正确定位而贻误的战机。

随着欧洲部分国家领导人的技术官僚化，收拾旧残局的攻坚战和回归金融底线的持久战新格局正在形成之中，可以预见，在未来很长时期内，欧盟将成为金融保守的重要领地。否则将难以驾驭金融格局，掌控必要的制规权和定价权。

这里面有两个观点是比较新的，第一是我自2007年以来经多年观察思索提出的关于多重时代的概念。因为欧盟整个过程的发起就是德国和法国在政治联盟上达成的统一，当初德国什么事都愿意干，什么钱都愿意付，现在欧盟根本的问题是什么呢？现在德国不愿意为欧洲的其他国家掏腰包了，于是僵持在那儿，这是非常麻烦的。前任IMF总裁康德苏和WTO的总裁素帕猜都在金融危机后强调领导力与改革的问题，他们认为现在各方面的掌控能力在削弱。如上海务实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建设中，创造了四个中心整体发展的成功经验。

但是，过度的投融资也已成为我国部分省市地方金融平台的常态，一些二、三线城市片面热衷于区域金融拓展规模和同质化竞争，造成资源浪费、规划雷同，严重影响了创新驱动转型发展。中国有13亿人口，是社会发展和金融创新的巨大动力，同时也是金融风险的巨大隐患。对于这样一种情势，全球都在思考该怎么办。所谓战术求精，就是在未来金融市场的各项改革中，要精确把握各种度数。

近30年全球化的正反经验表明，金融保守缺位不仅是欧美国家的问题，也是全球各国领导哲学贫乏的通病。他最近提出来一个理论，叫金融反恐平衡，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中国有可能抛美国国债，我们美国的对策可以通过停止向中国进口来制约你，这样一种平衡，但是实际上这个平衡并没有发生，为什么呢？中国从来没有去大量抛美国国债，而且仍在持有，处于不得已和无奈的持有，而美国的宽松量化货币政策使人民币客观上贬值了。

各国金融中心领导力的困惑世界金融中心首次出现这样的现象，即金融危机集中发生在所有发达的经济体，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的金融中心则相对较少地受到欧美金融危机的影响，目前呈现健康稳定的状态。所谓战役求胜，就是要么不做，要做便要求成，尤其在人民币国际化作为金融中心的关键战役中更应坚持。

越来越多的现实证明西方经济学的局限性和滞后性，用别人的钱赚钱而不承担责任的某些商学院传授的知识理念，仍被不少缺乏批判能力的青年职业经理人奉为圣经至宝，严重腐蚀了社会的信用底线。冰岛的失败在于它过快地从一个渔业立国变成一个投机国家，还有像地中海那些金融中心如雅典、里斯本，他们没有守住稳定的底线或者信用底线，所以出现了问题。国家金融监管部门和主要金融机构应在金融保守的基调下，将战略守线、战役求胜、战术求精作为各项金融决策和改革创新中的三个原则。所谓战略守线，就是在顶层设计金融总战略时要坚持守中有进、新中有度的基调，保持适度的外汇储备、适度的持久增长与适度的通胀率，坚守一定规模的农田总量、一定规模的信贷盘子和绿色金融指标等。伦敦金融中心的适度开放和原则监管的适时实施，是英国金融保守的两大亮点。在未来30年的开放中，应该坚持有底线的开放和开放中的守线。

另一方面，金融中心交易紧缩而风险与成本居高。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以多极经济为基础。

第三，全球债务与债权角色的严重失衡：位居全球金融中心前列的美、英、德、法、意等五国分列外债排行榜前5位。更为甚者，有人断言：欧债危机进入了高危区和生命危险期。

所以金融中心在全球竞争的策略是三个方面：软实力进入到巧实力，巧实力进入到危险的全实力。最近，我们注意到美国把政治资源、经济资源、金融资源，甚至军事资源，进行了新的组合。

中国的金融体系没有必要也不可能重建一个华尔街，没有必要重蹈欧美已经失败失落的体系。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曾定言：世界进入了新的危险期。新兴国家建设国际金融中心，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成为第二个华尔街。凡守住底线的金融创新才能成功。

我相信大家最关心的是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这个世界有没有人在领导。所谓多重时代，它是21世纪以多极经济为基础、多重危机为特征、多重制约为常态和多重失衡为规律的特殊时代。

因此，我们所处的多重危机时代，迫切需要长期缺位的金融保守恢复应有的地位。在这种状态下，我们看到西方金融中心的觉醒，民众认为现有的金融体系剥夺了他们的就业和权益，因此占领华尔街运动实际上是一个信号。

这在领导资源匮乏的今天显得特别稀缺与珍贵。而美日同盟、东盟加中日韩，以及近期美国、俄罗斯的西进与东进，均将各自金融诉求纳入区域竞争，使得利益与货币离散的亚洲时区始终交替于经济动力和合作阻力的浑水之中。

从这一意义上讲，长期注重金融保守，应成为所有决策制定者、金融从业者和企业家急需形成的共识。我们现在有各种市场经济思维和金融理论，从金融自由到金融激进和各种商业模式，在市场上发展了十几年，最后我们仔细想一下为什么最创新的华尔街出了大问题，我们就要考虑什么才是真正的金融创新。对于人民币国际化的战役成果，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今后几年特别要谨防某些国家在多边机制与双边机制混合体中形成新规则，围堵人民币在新兴货币市场中的份额。现在某些国家在平抑全球的失衡中显得更加老练世故，要建立新的联盟与准则，这种新的联盟准则能够把各个经济体之间的关系搞得更加复杂混乱。

应当清醒地看到，近十年来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与外延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们认为，美国次贷危机所引起的金融海啸和债务危机是金融底线失守的结果，欧债危机也是追随美国虚拟经济过度创新吞下的恶果。

包括所谓最成功的金融家索罗斯、罗杰斯和巴菲特，他们实际上也是最保守的，所以能立于不败之地，而那些像雷曼兄弟或曼氏公司则越过了底线而破产了。这些国际金融中心所在的新兴经济体，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第二，产业中心与金融中心严重失衡：一方面制造业中心逐步从发达国家转向新兴市场国家，另一方面货币金融中心仍在发达国家，货币错配带来的汇率风险和资产风险越来越多地向新兴市场国家和经济体倾斜。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民众一方面成为经济增长的获益者，另一方面也成为金融投机思想的受害者。

(责任编辑：昌江黎族自治县)